毛泽东与救命恩人陈添裕

毛泽东住到竹寮里后，风趣地称其为“饶丰书房”。

“身后是敌兵疯狂追击，身旁是悬崖峭壁，一个男子挥汗如雨，背着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在狭小崎岖的山路上，狂奔……”这是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的开头一幕。

这一幕就发生在1929年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背着毛泽东的男子是“闽西小井冈”——金丰大山深处的永定县岐岭乡下山村老乡陈添裕。为了躲避敌军的疯狂“围剿”， 陈添裕背着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落选的前委书记、正患疟疾的毛泽东转移。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的8月21日，毛泽东离开“中共闽西一大”会议召开地——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偕夫人贺子珍，在红四军粟裕警卫连的护卫下，秘密来到永定县牛牯扑（今龙岩市永定区岐岭乡下山村牛牯扑自然村）。张鼎丞此时正在率领四纵队在上杭西北区活动，得知毛泽东前往永定指导工作的消息后，通知县委书记陈正派马永昌带短枪班前往陈东石岭接应。马永昌根据陈正的指示，找来金丰区委书记陈兆祥，同他商量安排毛泽东一行的食宿和有关安全事宜。

当时，毛泽东化名“杨子任”，人们误认为是姓杨的“主任”，都亲切地叫他“杨主任”或“杨先生”。毛泽东一行驻扎在牛牯扑土楼——华兴楼。在土楼里，毛泽东住的时间不长。他一面治疗疟疾，一面搞调查研究，思考土地革命斗争和红四军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曾在192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到过永定领导革命，他这是第二次来永定。为了安全，闽西的地方领导给他搭了一个竹寮，那时候山上很多人为了造纸搭了很多竹寮。毛泽东住到竹寮里后，风趣地称其为“饶丰书房”。毛泽东的到来，给永定人民莫大鼓舞，革命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9月初，国民党加紧实施“剿共”阴谋，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地主民团也很猖獗。这时，闽西红军第七军第56团受命离开永定，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中共岐岭乡党支部书记陈兆祥动员群众参加赤卫队，加紧军训。

现在，牛牯扑已经听不到红军冲锋号。改革开放后，牛牯扑的群众陆续搬迁到交通便利的山下住。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土楼华兴楼后被民团烧毁。1955年，由政府拨款，在土楼遗址上重建了“毛主席纪念亭”。

虽然毛泽东在金丰大山养病的保密措施极为严密，但由于他在病情好转时经常走村串户指导革命，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岐岭乡土豪张克识因农民分了他的财产，对革命恨之入骨，但表面上伪装老实，暗地里伺机破坏革命成果。他曾听过“杨先生”讲革命道理，见此人气宇轩昂、不同凡响，心想这必是共产党的大人物，便向国民党本县民团团总林蔚民告密。根据描述，林蔚民推测“杨先生”就是毛泽东，马上与下洋民团头子胡道南商议，同时向国民党广东大埔县长梁若谷告发。

9月17日，林蔚民等纠集13个乡的民团，配合国民党大埔县保安团六七百人，兵分两路向金丰大山进行“围剿”。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搞得老百姓家破人亡，鸡犬不宁。敌人得知卢其中率领赤卫队武装保卫“杨先生”，便烧毁他家的房屋，抓走他的家人，妄图诱其出山。在阴谋被卢其中识破后，敌人又施诡计，故意让卢其中的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逃避搜捕，林蔚民带着民团和保安队沿着足迹向金丰大山进剿。卢其中安顿好妻子后，意识到这可能是敌人的毒计，立即向粟裕和陈兆祥报告，部队迅速做好了应战准备。

很快，敌人便气势汹汹地向牛牯扑直扑过来，粟裕带领部队配合卢其中赤卫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在前沿阵地阻击窜扰之敌。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勇杀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最后，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我军只得且战且退。到了夜里，狠毒的敌人放火烧山，妄想把红军战士和“杨先生”烧死在山上，而我军仍用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第二天，敌人更加疯狂地从四面向牛牯扑涌来，形势十分危急。粟裕和陈兆祥紧急商议后，决定转移到雨顶坪。

不巧的是，毛泽东的疟疾又复发了，虽然他头脑清醒，但浑身打颤、虚弱无力。焦急的陈兆祥悄悄地把忠实可靠、身体强壮的陈添裕、陈万裕等四名赤卫队员叫来，让他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转移：“你们一定要不惜代价，确保‘杨先生’安全抵达雨顶坪。”此刻，牛牯扑四周枪声骤紧，毛泽东却泰然处之，勉励大家不要惊慌，考虑好再转移。

一行人刚起身不久，反动团总林蔚民就指挥大队人马直扑过来。在这危急关头，陈添裕灵机一动，把草鞋倒过来穿，背起毛泽东就往林木森森的山洞方向跑去。到了洞口，陈添裕弯下腰，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将毛泽东背了进去，避免触到洞口硕大的蜘蛛网。不久，林蔚民带着团丁追到了山洞前，一个团丁没头没脑地往里钻，被蜘蛛网粘得满头满脸。林蔚民看着挂满蜘蛛网的山洞，以为里面没人，便顺着山路上留下的脚印往相反方向追去。望着远去的敌人，陈添裕等人暗自庆幸，都说“杨先生”吉人天相，这次果然是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劫。

走出山洞后，为确保安全，陈添裕一行专挑荆棘丛生的隐秘山道走。经过杨婆寨时，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下面便是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过。怎么办？陈添裕等人急得满头大汗，提出背“杨先生”上路，但毛泽东坚持要自己走。陈添裕搀扶着毛泽东，走走停停，没多久就走不动了。前路艰险，后有追兵，情况紧急，陈添裕急得满头大汗，情急之下，他对毛泽东说：“杨先生，来，我背你走。”毛泽东忙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快点走就是了。”陈添裕急得直跺脚：“哎呀，敌人离这里不远，你就不要客气了。”说完，心急如焚的陈添裕不由分说，俯身背起毛泽东便猛跑起来。为了防止与敌人相逢，陈添裕从后山小路走，虽然他年轻力壮，而且整天爬山越岭，但背着魁梧的毛泽东，不久便也累得直喘粗气。毛泽东几次关切地叫他休息一会儿，由于担心被敌人追上，陈添裕咬着牙根，使出全身力气，硬是背着“杨先生”跑了10华里，终于到达安全地点雨顶坪。

这时，陈添裕才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刚放下毛泽东，就昏倒在地。他粗壮有力的大脚，不知道被划了多少道口子，鲜血直流，脚底更是扎满了荆棘山刺。毛泽东和先行到达的贺子珍，赶忙扶起他，连声呼唤：“陈添裕，陈添裕。”赤卫队员们找来门板，把他抬进屋内，给他擦洗干净身上的汗水和脚上的血水，找来缝衣针，将脚板上的刺一根根挑出来……见到此情此景，贺子珍感动地把3块大洋捧到陈添裕的面前说：“这点薄礼聊表谢意！”陈添裕推辞道：“我们绝对不能要，你们出门闹革命，全都是为我们穷人，我只是出了点力，是应该的。”毛泽东叫贺子珍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贺子珍感叹道：“革命就要靠你们这样的人！”说罢，两眼不禁淌下泪水。毛泽东激动地说：“我忘不了金丰大山，忘不了牛牯扑人民！”

毛泽东在雨顶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又在马永昌带领的短枪班护送下，离开永定金丰大山，途经湖雷镇、堂堡乡、合溪乡，一站接一站。10月初，毛泽东离开合溪乡前往上杭县临江楼。安顿好毛泽东一行后，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阮山秘密请来自己的姐夫、当地有名的中医吴修山，给毛泽东把脉治病。老中医的医术确实了得，用过几副药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缓解。毛泽东感动地说：“多亏了陈添裕同志啊。”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参加了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当时，心细的毛泽东给陈添裕他们写了一张3元钱的白纸欠条，要他们在革命胜利后找他。20多年过去了，这张欠条早已不知在何处，毛泽东却牢牢地记住了“牛牯扑”这个地名以及救了他一命的农民陈添裕等人的名字。24年后的1953年国庆节前夕，他在北京专电邀请陈添裕赴京观礼。接到毛泽东请柬的陈添裕当然喜出望外，但他的老婆正准备生孩子，中年得子，怎敢轻易离开？于是，他就请堂弟陈奎裕代他上北京观礼。

毛泽东一见陈奎裕，大笑道：“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原来，陈添裕个子较高，和毛泽东相似；而陈奎裕个子较矮，勉强背起毛泽东时，毛泽东的脚还没法离地呢！陈添裕的弟弟歉意地笑着说：“主席记性真好，我哥哥因家里有事没来，让我代问主席好！”毛泽东紧紧握着陈奎裕等代表们的手，道出埋藏多年的心声：“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毛泽东在牛牯扑隐居养病时，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全保密措施，外界没有了他的消息。国民党的报纸甚至还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养疴山中”。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信以为真，便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千字《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