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的张鼎丞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张鼎丞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正在宁化县农村筹粮的张鼎丞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要求立即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粮食发还给群众。当他处理完粮食赶回瑞金时，主力红军已经西征。12月初，张鼎丞抵达当时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乡，见到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万永诚。万永诚未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仍坚持死打硬拼的办法率部抗击敌重兵。张鼎丞建议他赶紧改变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扭转不利局势。但万永诚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且只给他一个省委特派员的名义，也不给一枪一弹，让他孤身一人返回永定坚持斗争。

张鼎丞立即把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几位老部下召集来，到军区修械所找了8支旧枪和一些土造手榴弹、子弹，还动员了一些难民（红军家属），每人背上2升大米，连夜出发，开始了重建闽西游击区的征途。

此时，国民党军在闽西集中了8个正规师，已占领了所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张鼎丞一行昼伏夜行，克服艰难险阻，向永定地区进发。

1935年3月间，留在闽西的红八团、红九团等红军游击队闻讯后斗志倍增，陆续开赴永定，与张鼎丞会合，许多群众革命热情也重新高涨。这时，形势十分危急。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张鼎丞集中兵力，击溃敌1个团的进攻，首战告捷。3月初，为统一领导闽西游击战争，根据时任红九团政委方方的建议，在永定下洋镇月流村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张鼎丞被推举为主席。

同年4月9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从赣南抵达永定西溪乡赤寨村。12日，陈潭秋代表中央主持召开闽西南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方针转入游击战，开展广泛的灵活机动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会议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当选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部长（后邓、谭任副主席）。从此，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正确的方向，进入了一个艰苦斗争的发展阶段。

中央红军长征后，从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军队对闽西南地区红军游击队共进行了5次空前残酷的“清剿”。在军事上，采用“集中使用兵力，分进合击”的战术，后来则采取“驻剿”“堵剿”“搜剿”“追剿”等同时并用的战术；在政治上，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新自首”等政策；在经济上，实行“计口购粮、购盐、购物”的封锁政策，妄图以种种狠毒的手段来消灭红军游击队。

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开展广泛的灵活机动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处处打击敌人，捷报频传，保护了群众，保存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分得的土地，保存了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有生力量。

为粉碎敌人残酷的反复“清剿”，张鼎丞十分注意发挥统一战线的威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从实际出发，指示有条件的地方，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担任保甲长，一方面应付敌人，一方面为红军游击队收集情报，提供军需给养，创造性地实行被称之为“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他还派遣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实行“变白色堡垒为红色堡垒”“变白色壮丁队为红色壮丁队”的灵活政策，分化和瓦解敌人。

1937年5月，张鼎丞从报纸上得知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转为联蒋抗日后，即与邓子恢、谭震林部署了新形势下的工作，向国民党军政当局和闽西南地区各界人士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他还与邓子恢联名或分别写信，动员各阶层力量敦促国民党地方当局签订国共和谈协议。通过艰苦努力，闽西南地区实现了国共合作。

1937年10月，从延安回来的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的鼓励和表扬。毛泽东对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邓、谭三位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根据中央指示，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张鼎丞任书记，方方任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部长。

1938年1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3月1日，张鼎丞率领2000多名闽西南子弟兵奔赴苏皖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