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票据，万般深情

一张票据，万般深情

□ 宋客 文/图

在永定区湖雷镇老街，有一幢简陋的骑楼，三层，外墙粉得雪白，老旧的窗格透出微弱的亮光。这是一间普通的店铺，店号“新盛昌”，又名“新顺昌”，坐西朝东，占地面积150平方米，一层鹅卵石铺砌，后院是天井，悬山顶，山墙搁檩。登上木板楼梯，竟“吱咔”作响，虽说外表粗陋，房间昏暗，但蕴藏的历史却十分深厚，“1929年5月24日，红四军解放湖雷，军政治部和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即驻于此。”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1929年11月永定县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成立，股金5000元，社址即设于此。

如今，这里成为“共和国金融摇篮”展陈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开展的红色金融的伟大实践。

在这里，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处处场景，都在诉说闽西红土地的初心，诉说风雨如晦的岁月里闽西儿女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毅力和信心，诉说闽西人民敢为人先、建立信用社解决经济困难的务实作风。

在陈列室，其中一张由永定第六区（合溪）信用社签发于1930年4月15日的“收据”，让人感怀。长条形的黄色毛边纸，蜡纸油印，上部梯状收分六边线框，抬头是一枚光芒四射的五角星，五角星里镶嵌锤头、镰刀图案，图案下衬黑底留白“收据”二字，竖写“兹收到 张初求缴来信用合作社股金大洋壹圆正 此据 永定第六区信用合作社经收人 章予（印） 一九三○年四月十五日 给”字样，右侧是红色骑缝章，左侧有“永定第六区信用合作社”长戳章。据闽西红色金融研究者苏顺金介绍，这是他们收集到的最早的一张“收据”，缴交人“张初求”应为“张初筹”，因为客家话“求”“筹”读音相近；收款人“章予（章）”疑为化名，因为整个合溪就没有“章”姓，这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为保护家人生命安全有意化名有关。

正是这张“收据”，映现闽西红土地的时代风云，映现闽西红土地上轰轰烈烈的历史回响。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帮助闽西地方党组织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然而，八九月间，闽西红色区域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农民借债无门，秋收后的谷子又卖不出去，外面的工业品、生活必需品进不来且价格高昂，形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给了不法商人可乘之机，他们一方面借机抬高工业消费品价格，农民不得不以高于市场价数倍的价格购买；另一方面又故意压低粮价，以低于市场价很多的价格向农民大量收购，囤积粮食，等春荒之时再高价抛出，从中牟利，一年到头靠种地的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返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农民身上没有钱，难以养家糊口，遑论发展再生产。

红色区域民生凋敝，呱呱坠地的苏维埃政权何谈巩固！

而且，越是革命彻底的地区，这些问题越是突出，一天不解决，家无宁日。

钱从哪里来？如何才能调剂市场上干涸的资金，并使之流通起来，让整个市场活跃起来。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一棘手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实践中获得经验，从群众中获取智慧。

在困难面前不懈怠，在问题面前不躲避，勇敢面对才能提振信心。闽西的共产党人，深入群众，顺藤摸瓜，综合分析造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根源，最后制定了包括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一系列解决困难的办法，以调剂金融，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知行合一，贵在行动。

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闽西大地的首创。早在1927年冬，上杭蛟洋就开始了实践意义的探索：“群众砍伐沿路杉木出卖得款八千余元，除抽出两千元开办农民银行外，其余都拿来设造枪所，铸土枪、鸟铳等武器，准备与反动派拼个死命。”信用社于1928年8月停办。

正是受这种金融合作模式的影响，1929年9月30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出第七号通知，提出开办农民银行，发展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储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起来。10月26日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在通过的“县苏维埃目前最低的施政纲要”十项中，第一项就提出要兴办“合作社”，在各区乡建立信用合作社，发动群众入股，交纳股金，开展群众性的资金互助活动，以搞活苏区内部金融流通。不日，太平区苏维埃政府捷足先登，成立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股金3000元，社址设在高陂镇西陂乡，同时发行票额一元的纸币，与银圆等价流通。

上杭县北四区也成立信用合作社，股金2000元，社址设在蛟洋。

11月，永定县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成立，股金5000元，社址设在湖雷，即湖雷老街的新盛昌店铺。

眼见得加入信用合作社，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歉收时可以获得信用社的低息贷款发展生产，有余钱可以放入信用合作社存款获取利息，最主要的通过鼓励商人出去办货平抑了物价，稳定了粮食市场，农民再也不必要贱卖辛辛苦苦耕种获得的粮食，苏维埃政府给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用合作社最讲信用，一整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让人把钱存在信用社踏实得很，也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

正是信用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本身所散发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信用合作事业。以至于闽西大地兴办农村信用合作社方兴未艾，如火如荼，闽西红色金融逞一时之盛。1930年4月15日由永定第六区（合溪）信用社签发的“收据”，正是闽西大地成立的众多信用合作社签发的千千万万张“收据”的实证之一。

苏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民生事业列入苏维埃政府的议事日程。比对农村信用合作社，面对的是农民，所持有的只是小股金，其发行的范围仅限于一区一乡，对于救农民一时之急，的确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然而，随着红四军和红色政权占领城市，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要获得经济更大的发展和民生福祉更大的改善，需要用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取得兴办农村信用合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1930年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举行联席会议，“提议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以维持金融和发展手工业、农业的生产，准备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9月上旬，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为仁、赖祖烈、黄维仁等7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颁布闽西工农银行章程。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行长阮山，行址设在龙岩城南门铜钵巷下井。从此，闽西大地开启了具有现代管理体制机制的红色金融的崭新篇章。

闽西工农银行，正是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正是他们把闽西发轫的红色金融事业从乡村合作社带到了工农银行，最后带到了国家银行。正因为闽西工农银行——从闽西大地诞生的股份制银行，从一开始就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开办起来的，为调剂金融，服务苏区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单就这一工作属性完全具备国家银行的雏形，以至于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时，首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特地前来长汀取经，并带走许多业务骨干。闽西工农银行从战火中降生，因战事频仍，一年之内不得不随闽西党政机关多次迁移，先从龙岩迁至永定虎岗，再迁上杭白砂，再迁长汀涂坊，1931年10月最后迁至汀州城（十字街永华洋货店），为民服务，助推经济发展的性质宗旨从未改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西工农银行的老员工、龙岩红坊人曹根全，挑着满担的金银财宝一路随行，最后挑到延安宝塔山。

闽西，是名副其实的红色金融发祥地；闽西大地，是中国金融事业的拓荒地、试验田。

阮山，永定湖雷人，永定第三区（湖雷）信用合作社的首创者；赖祖烈，永定湖雷人，永定第三区（湖雷）信用合作社的大内总管，第一任信用社主任，凭借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怀揣发展苏区金融的梦想创办闽西工农银行；曹菊如，龙岩红坊人，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后兼任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1932年初调至江西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黄亚光（长汀人）、罗寿春（上杭溪口人）、陈海贤（永定高陂人）、张沛树（永定抚市人）、简祥明（永定培丰人）、廖增德（永定高陂人）、林锦彬（永定高陂西陂村人）、林修纪（永定高陂西陂村人）、林涤新（永定高陂西陂村人）、林春风（永定高陂西陂村人）等等，一个个曾经多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的名字，正是他们的默默奉献和艰辛探索，开创了闽西红色金融事业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忠实执行者、护卫者。

永定高陂镇西陂村，是闽西最早的农信事业肇始地。这里的裕安楼，是永定太平区信用合社旧址。走进这座宽敞的平房，左侧一间便是信用社办理群众兑付业务的窗口。走进湖雷镇老街新盛昌店铺，登二楼，便是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办理业务的曲尺柜台。走进永定虎岗德和店，便是闽西工农银行的行址，左侧一间便是森严的金库。走进龙岩街心花园，修葺一新的闽西工农银行旧址高高矗立，格外显眼，如今成为集传统和时尚、消费和休闲为一体的金融街，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匆匆的人流是否还记得共和国金融正是从闽西起步，在这里定型？

一张票据，万般深情。

草创农村信用合作社发给粗糙的“收据”也好，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大额的“股票”也好，每一张票据都是闽西人民朴拙的初心，跟着共产党，苏区有力量，人民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