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金丰大山有一座寻常不过的竹寮，却是一座令人神往的竹寮。
这座竹寮四周青山环绕，翠竹掩映，一股山涧从一侧潺潺流过，仅有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通往外界。在战火硝烟年代，一位伟人曾经住在这座僻静的竹寮里，抱病思考着党的未来，人民军队的未来，革命的未来。
九十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翠竹依然郁郁葱葱。每天，来这里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来这里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想亲临其境，感受一代伟人在峥嵘岁月的艰苦环境，从其伟大思想中汲取前行的不竭动力。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寻访这座有着诗情画意般名字的竹寮“饶丰书房”。每次来到这里，目睹着竹寮里的一床、一椅、一桌和一盏油灯，都深深为这位伟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折服。
1929年8月21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辗转来到闽西永定山村岐岭牛牯扑。牛牯扑地处金丰大山的东南边沿，四周参天大树和竹林环抱。毛泽东起先住在华兴楼，后来出于安全考虑，移居到青山下一座刚搭建的小竹寮。这座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宛如文房书室。毛泽东听说这个地方另有一个名字叫“饶富峰”，就饶有兴致地在一块木板上手写了“饶丰书房”四个雄劲有力的大字，把它挂在寮门上方。
这是毛泽东戎马倥偬的革命岁月里极其难得的相对清净安定的时光。经常由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前来汇报军情，传递书信，让毛泽东保持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每天，毛泽东除了服药治病，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各个战场上送来的情报、了解敌我双方的动态，常常点着油灯通宵达旦书写各类文稿，思考如何解决红四军的内部矛盾。
这个时期，正是毛泽东身心最为疲惫的一个时期。一方面，毛泽东由于正确意见没有得到红四军领导层大多数人的认同，在红四军七大落选前委书记领导岗位，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另一方面，毛泽东此时身患疟疾，身体十分虚弱，所以才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永定养病。
此前，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次入永时，曾于同年5月28日在湖雷庆兴寺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和刘安恭等人就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是否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要不要成立军委等问题上”。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毛泽东坚持真理，否定重新成立军委的意见，认为成立军委是与前委“分权”的形式主义，下级伸手跟党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会给军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总爆发点。紧接着，争论持续到上杭白砂、连城新泉，直至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依然未能弥合分歧。由于红四军党内争论日趋复杂激烈，以致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领导岗位。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为了彻底解决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在牛牯扑养病期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来自于红军指战员的反映材料，而且还深入周围农村中听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半年后，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总结道：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在这座简陋的竹寮里，毛泽东经常接见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阮山和卢肇西等闽西根据地领导人，同他们一起商议贯彻中共闽西一大精神和建立永定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指导总结了“永定暴动”的经验教训。1928年7月永定暴动后，中共永定县委立即成立了溪南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溪南红军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苏区实行赤色戒严、巩固土地革命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印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的正确论断。
也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接触了很多口述历史资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永定革命纪念馆人员为探寻毛泽东在金丰大山的足迹，曾多次访问当年的贫苦农民、老赤卫队员。在他们的印象中，毛泽东很高，很瘦，头发很长，穿着灰色的长布衫，和士兵一样吃，没有特别。
当年，毛泽东经常抱病深入彭坑、白腊坑、万里石等金丰大山的村落，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他化名“杨子任”，人们误认为是姓杨的“主任”，都亲切地叫他“杨主任”或“杨先生”。访问对象有贫苦农民，也有赤卫队员。毛泽东和群众交谈时态度平和，问寒问暖，拉家常，讲革命道理深入浅出，群众一听就懂。所问问题都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过去种地主多少田？交多少租？纳多少税？”“现在革命了，分了多少田？收了多少粮？”等等。
此时，毛泽东即使身处逆境，仍和贫苦群众朝夕相处，不忘百姓疾苦，从而使当地群众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真正关心农民、与群众心连心的温暖，不少人由对革命的观望、同情、支持，到最后坚定走上革命道路，永定在册革命烈士有4700多位。毛泽东离开金丰大山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火烧牛牯扑，他居住过的华兴楼、竹寮等也在劫难逃，被烧成灰烬，但当地人民对革命矢志不渝，斗争不息，直至迎来五星红旗在全国飘扬。
多年后，张鼎丞、谭震林在署名文章《红旗跃过汀江》中，深情地回忆道：“为了系统总结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1929年12月两年多时间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粟裕同志率领部队的保卫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永定、金丰、湖雷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在牛牯扑竹寮里着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草案。”
当年担任毛泽东警卫任务的开国大将粟裕后来回忆道：“这一段，我在一纵队任三连连长，我们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岽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敌陈唯元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
此后，毛泽东继续留在永定乡村，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直至当年10月重阳节后才离开永定，前往上杭。两个月后的1929年12月28日，大雪后的古田银装素裹，被誉为“中国革命里程碑”的古田会议顺利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使新型人民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今天，当我怀着崇敬心情，再次沿着崎岖山路，走进这座按照原貌重建、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竹寮时，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卷在眼前徐徐地展开，仿佛看见一盏微亮的煤油灯经夜不灭，三十六岁的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四方木桌前，举起如椽巨笔，书写中国革命必胜的伟大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