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闽西三年游击战的南方“三杰”

领导闽西三年游击战的南方“三杰”

□ 林添茂 文/图

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患难与共，始终“呼吸相通、同声共气”,团结战斗，共同领导了整个闽西南的游击战争，赢得了很高声誉，他们被苏区人民誉为“南方三杰”，成为带领军民团结战斗的楷模。

深厚的革命情谊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28年7月永定暴动后，张鼎丞、邓子恢等共产党人在永定金谷寺携手建立了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溪南红军营，红军营下设3个连，共有200余人，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随后，他们又一起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还首创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的溪南土改分田成功经验，后来在实践中补充了“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党土地革命纲领，奠定了苏区土地政策的基础。

谭震林是湖南省攸县人，自1929年春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此后在闽西苏区斗争和工作了近10年，把闽西当成“第二故乡”，对闽西这块土地倾注了深厚的感情。1929年6月，在连城新泉成立了由闽西子弟组成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张鼎丞任党代表，谭震林任政治部主任。此时，邓子恢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负责闽西党的地方工作。从此，这三位革命家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在了一起，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张鼎丞回到闽西统一领导红军游击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党中央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和谭震林等人组成，项英为书记；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苏区办事处，并成立了以项英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党中央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毛泽东预先估计到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后闽西的斗争局势，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于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张鼎丞征得项英和陈毅的同意，从赣南启程返回闽西，历尽艰险，于1934年12月回到永定。1935年3月，张鼎丞以中央和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永定下洋长岭下，主持召开红八团、红九团两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并一致推选深孚众望的张鼎丞为主席，初步解决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统一领导的问题。

“赤寨会议”确定游击战争总方针

1935年2月坚守在赣南的中央分局接到党中央的紧急指示电后，中央分局委员立即分路突围。陈潭秋、邓子恢和谭震林率部几经辗转，向永定方向突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3月抵达永定与张鼎丞会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分别担任过福建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对闽西地区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到达永定与张鼎丞会合，不仅使闽西党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干部和群众的斗争信心也更加坚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决定。

赤寨会议纪念亭——西溪赤寨军政亭。

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史称“赤寨会议”）在永定上溪南赤寨村的一个瓦窑里召开，会议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作为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决定在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任财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并决定把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划分为四个作战分区。会后，张鼎丞留在溪南领导闽西和永定的游击战争，邓子恢到永东的湖雷、金丰与各方联系，谭震林领导上杭游击区工作。陈潭秋因负重伤转至香港治疗。1936年1月，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和充实，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领导核心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闽西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统一领导的形成。

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并肩作战，团结一心，互相尊重，互相谦让，亲密无间，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领导核心，这也是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能够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张鼎丞善于团结大家一起工作，注重发挥其他领导人的特长。他认为邓子恢分析判断形势问题特别敏锐，因此重视向邓子恢征求对政策的意见，然后作出形势决议进行贯彻。在军事方面，张鼎丞十分尊重谭震林，他常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谭震林是红四军第四纵队和福建军区的老领导，他虽然是湖南人，但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闽西工作，闽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对闽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了如指掌，打起仗来，大家一定要听从震林的指挥。”谭震林也非常敬重张鼎丞、邓子恢，称他们是“当地群众领袖”，重大事情总要向他们讨教、商量研究。

在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等人的领导下，闽西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永定、龙岩、上杭等地为游击战争中心，先后打破了10多万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使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形成燎原之势，开辟了闽西游击区（亦称闽西南游击区），不仅恢复了永定、龙岩（今新罗区）、上杭、长汀、连城、武平、漳平、宁洋（今分属新罗、漳平、永安）、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平和等原闽西苏区老游击区，而且发展了南靖、华安、大埔、饶平等县的新游击区。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听取了方方汇报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临行前嘱咐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功绩。”

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

1938年初，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不久后调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下辖第三团、第四团，共2个团2700余人，占全军总数的四分之一。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2000多名子弟兵，从龙岩白土整装出发，告别了闽西南父老兄弟，离开了曾经浴血奋战的革命根据地，奔赴苏皖抗日前线，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1938年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东肖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资料图）。

1939年7月，张鼎丞奉党中央之命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找张鼎丞谈话，详细了解闽西人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情况。毛泽东无比动容地说：“你们能坚持下来，保留这么多干部和部队，这和长征一样，是个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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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红军三年游击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福建省西南部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三年游击作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部署8个师和保安团队共10万人，于1935年1月，对闽西苏区进行大规模“清剿”。留在闽西长汀地区的中共福建省委、军区及其直辖部队共4000余人，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遭重大损失；留在漳平、连城、宁洋（今分属龙岩、漳平、永安三县）等地活动的红军独立第9团及明光独立营，及时转移到永定、上杭地区，与坚持在龙岩、永定的红军独立第8团及当地游击队会合，在由中央苏区派回的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领导下坚持斗争。随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100余人也到达永定。这时，闽西红军和游击队共约2000人。

4月，张鼎丞召开各部队负责人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以开创新局面的斗争方针，并成立以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任副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开展游击战争。接着，闽西红军和游击队统一划分为第1、第2、第3、第4作战分区，分散在龙岩、永定、上杭、连城、宁洋、漳平、南靖、平和、大埔、饶平等地创建游击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反“清剿”作战。至年底，红8团运用夜袭和伏击等战术，先后袭击龙岩城及其附近的崎赖、南洋坝等地，歼敌一部。红9团主力向闽粤边的平和、南靖、大埔、饶平行动，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另1个营，摧毁许多据点，并与闽南红3团会合，后红9团在返回闽西途中，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损失严重。

1936年，红军和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后执行联蒋抗日新方针，停止对国民党军的主动进攻。但闽西国民党军拒绝和谈，再次发动“清剿”。红军和游击队针锋相对，坚决反击，至1937年2月，在龙岩、漳平、上杭、永定等地区歼国民党军一部，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国民党闽西驻军谈判，于7月底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随后，闽西红军和游击队2000余人，与闽粤边、闽赣边红军和游击队等在龙岩县白土集中，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奔赴抗日前线。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