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孙老师

我的孙老师

■ 江文明

孙老师，名绍振，是我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

傅翔几次向别人介绍我时说：“他的书（《石扁头》）可是孙绍振教授作的序。”请孙绍振教授写序的作家绝对不少，但是给像我如此普通的学生作序，确实十分罕见。这也就难怪傅翔会为此感到一些诧异了。

我和傅翔、谢有顺是福建师大中文系90级（2）班的同学。大二时，我们都选修了孙老师的《文学创作论》课程。在毕业20周年聚会上，我把自己创作的散文集《石扁头》送给谢有顺，他顺手翻开封面，看到作序的是孙老师，立即再翻了几页，然后对我说：“不错啊，孙老师给你写这么长的序。”听了他的话，天生愚笨的我联想到傅翔说的“可是”，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要请孙老师写序是没那么容易的，何况还是长文。

然而，就是傅翔和谢有顺两位同学的惊讶，无形中证明了一个令人感动的事实，在孙老师心中，不管你是赫赫有名的作家，还是籍籍无名的小辈，阳光一样普照。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大四时，按学校规定，每位学生都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我一边忙着去图书馆寻找论题，一边思考着请哪位教授当指导老师。那时，从山村来省城读书的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愿望，论文的指导老师一定要请名气大的。毫无疑问，我最先想到的是孙绍振教授，但念及自己从未在私下里拜会过他，不知他到底好不好说话。犹豫半天后，我转而找到诗歌评论家王光明教授，王老师是武平人，算是半个老乡，最主要的是他的长相、气质让我不会害怕，说话也很温和，让我没有压迫感。有个晚上我敲开王老师的家，见到他后，我脱口冒出了一句：“王老师，我也认识你。”话刚出口，我立即察觉自己说得很不高明，甚至是无礼，心里顿时无比懊悔，而王老师似乎没有一点介意，呵呵回道“哦，哦”。也许是我太紧张，也许是我真的不大会聊天，坐了一会儿后，我便匆忙离开他家，闷闷不乐地回中文系17号楼的宿舍去了。

自觉对王教授不敬的我，不敢再去面对他的和蔼了。自责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孙绍振教授。我想起脑顶盘曲着几缕自信头发的他说过的“要有搏斗的勇气”。吃过晚饭，我揣着忐忑来到他家。他正在书房写作，此时王光明教授也恰好打来电话询问开会的事，孙老师拿起电话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然后才说这种事你自己用“方法论”解决啊。安静的书房，让电话的声音格外清晰，我站在孙老师的身后静静地听着他们对话。两位教授的轻松交谈，让在封闭的永定金丰大山土楼里长大而没见世面的我颇感新奇——大名鼎鼎的孙老师也跟我们一样会与别人说笑，而且性格竟是这般随和。霎时，我原本不安的心平静了下来。有了“前车之鉴”，这次我不再傻乎乎的了，待他放下电话，我便先恭维起孙老师来，称自己非常崇拜他，连做梦都想请他当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或许是我的“幽默”、俏皮，很对独创“美女危险论”的孙老师的口味，孙老师居然开心地笑了起来，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还交代我一周后回来拿论文。

第三天，我在图书馆附近遇到了谢有顺，有顺问：“听说你请孙老师指导毕业论文？”我回答“是”。他接着说，“88级有个学生也这样，结果被孙老师罚抄了6遍。”五六千字的论文要抄6遍，肯定要抄哭，我暗想着。我回想自己与孙老师的对话，琢磨了一下事情的可能性，很快就放下心来，便对有顺的话不以为意。过了几天，我如约来到孙老师家里。他还是在书房写作，戴着黑框大眼镜，见我进去，就直截了当地说：“你的论文达不到优秀，良是可以的。这样行吗？”有顺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赶紧说“行行行”。孙老师挥笔在我的论文《论冰心<关于女人>的叙述视角》右上角写了一个“良”字，就在他写的时候，我学着他的幽默风格，“调皮”地说道：“如果您有空，就在‘良’的上面给我多写一个加号吧。”没料到自戏“美女很危险，老孙很安全”的孙老师立刻笑着同意，于是我的论文成绩由“良”变成了“良+”。愿望得到实现，并且没有碰到半点“麻烦”，我像奔赴了一场春光，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满足感、幸福感。从孙老师家出来，我感觉走路轻飘飘的，连夜蝉的叫声也似乎比往日悦耳动听。在回17号楼的路上，我多么希望遇到谢有顺同学，然后把论文给他看。

好几年前，学长龙岩市文联王主席邀请孙老师来龙岩作一个文学讲座，事前王学长通知各县区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前来捧场。那天我因有事没有去，据说，场面爆满，连不是福建师大毕业的人也慕名而去；孙老师的精彩、睿智而又独到的言论，博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待他讲完后，弟子们纷纷请求上台和他合影留念，因人数过多，王学长只好要求每届学生选派一个代表与孙老师合照。争着上台的学生都激动不已，张开双臂和老师来了一个大拥抱，此时孙老师又开耍他的“幽默逻辑错位论”：“在大学时，我想拥抱你们；现在，你们却想拥抱我。”有点像老顽童的他话音才落，立即引来满场的欢笑。从湖南过来教书的王老师，回永定后跟我说起现场的情景，还一脸的兴奋，话语间满是敬意。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2017年福建师大宣传部组织全省师大校友作家到闽西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孙老师为团长，王光明老师、郭丹老师、谢有顺等人为副团长，我作为永定唯一的作家代表有幸参加了活动。作家代表团先到永定。当晚，地方领导在贵宾楼设宴接待。落座不久，市文联的王学长提议，首先为孙绍振老师的健康干杯，他的话音一落，所有人便“刷”的一声站起来，举着杯子，不约而同地面向年过八旬的孙老师大声喊道：“祝孙老师万寿无疆！”四五十人连呼三遍，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响彻宴会大厅，我感觉浑身热血沸腾。那撼人的声势若用“山呼海啸”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令侍立一旁的服务员呆立半晌，甚至让当地主要领导都现出肃然起敬的神色。

翌日，大伙乘车来到中央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桃坑村伯公凹，聆听邹家七烈士的悲壮事迹，还走了几处当年的红色交通线路。晚上在永定贵宾楼六楼召开座谈会。会议才开始，当过首都师大中文系主任的王光明教授首先发言，他回忆了自己在福师大与孙老师共事的往事，言语中满含对孙老师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接着，郭丹教授也说了许多关于孙老师对他的关怀与提携的话。不曾想，此后，赞美和感激孙老师竟成了会议的“主题”。作为同事或学生的袁勇麟老师、谢宗贵老师、黎钟老师、伍明春主任、傅翔……纷纷叙说孙教授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与扶掖。一直微笑着的孙老师担心时间不够，只好规定每人只能说五分钟，几十个人轮流说，结果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违反了“规定”，以至于斟酌了老半天要怎么说的我，最后因时间关系，竟没能说上一句。室内的空气中充满了感恩的分子，气氛既热烈，又浓厚，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那些第一次认识孙绍振老师的永定本地文学爱好者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个个凝神屏气，无不流露出仰慕的眼神。

从永定到上杭、长汀，我尽量站在孙老师的身旁，找时机与他说一说话，想让他的80多年的智慧光焰照进一些到我的躯体。他教诲过学生，脑袋中不能根深蒂固地藏着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要用真善美错位论、审美情感论去阅读作品，这样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孙老师不仅才气了得，身上还自带“矛盾论”，藐视时以一副桀骜的姿态抨击权威，但大多数时候又是一个低姿态的仁者。这是我崇拜、敬爱他的一个原因。

多年前，我参加市作协组织的到漳平采风的活动，途中与南平市文联的李主席坐在一起，聊着聊着，就提到了孙老师。李主席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到福州开会，走到会议室的拐角处就听到里面响起“噼噼啪啪”的掌声，他说他知道这肯定是孙绍振老师到场了，鼓掌的就是他的学生。

在永定一所中学教书的张先生也曾兴奋地跟我说过，他到省里培训，有一天大家照相，前排的中间专门留了个位置给孙老师，但孙老师因路上堵车迟迟未来，坐在那里的人都安安静静地等着，直到半个多小时后孙老师才到，这期间没有一个谁发牢骚，就连领导也这样。张先生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敬佩，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孙老师真诚、直率、爽快。傅翔不知道，当年我请孙教授写序时，仅仅以“学生”的名义打了一个电话而已，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语气柔和、亲切，令我的在一旁听到话音的妻子也感动不已。

在微信朋友圈，经常看得到孙老师著述或者讲学的消息，已经88岁的他，仍老牛奋蹄，不知所止；而在其他地方，还会看到在福州或厦门的学长为孙老师过生日祝寿的照片抑或文字，说真的，我每看到一次，心中的涟漪就荡漾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