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托孤”师姑田——张鼎丞与长汀县大同镇师福村的一段特殊情缘

张鼎丞“托孤”师姑田

——张鼎丞与长汀县大同镇师福村的一段特殊情缘

抗战时期的张鼎丞

苏区时期赖月华（画像）

95岁陈洪泉老人讲述往事。

■文/图 王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位于汀江上游的长汀县大同镇师福村，扼守汀东古驿道的咽喉要冲，古称“十里铺”。因村境内有月华古庵，因此又俗称“师姑田”。这里田园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中央苏区时期，师姑田曾经是福建军区指挥部所在地。为免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也曾迁到师古田临时办公。

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原省苏主席张鼎丞与夫人赖月华把初生的女儿张招娣，抱给师姑田的裁缝师傅陈廷良夫妇抚养。光阴荏苒，张主席“托孤”师姑田的故事，在师福村相传至今。

张家陂住了个女书记

师福村现辖桥头、李坑哩、大塘岗、张家陂等13个自然村，常住人口5000多人。早在1928年前后，中共长汀地下支部成员、汀东革命领导人王仰颜等人，就在师姑田秘密发动革命，成立农会、工会等组织。1929年8月，汀东地区各乡村的农民武装曾在师姑田的草鞋岭整编，由王仰颜、罗化成等率领，出击汀南，配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转战闽西各地。1932年3月福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师姑田隶属长汀县大埔区管辖，时任大埔区委书记为省苏主席张鼎丞的夫人赖月华。

67岁的张家陂村民郑春水回忆：“我们村里有两棵树龄几百年的大樟树，大树下有一个宽阔的大坪。听老一辈说，红军时期，省苏主席张鼎丞在村里办公，经常在大樟树下开大会。开会之前，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人员用木头在树下搭起台子，台上的棚柱上有彩色的纸花和树叶装饰，非常漂亮。台下一排排长条凳，从各县、区来的干部，就在大树下坐着开会。张主席的夫人赖月华当时任大埔区委书记，怀孕期间住在会场边的郑家老屋。因为时常要提防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赖月华组织群众在100多米外的瓢岽山下，挖了一条很长的地道，遇到紧急时刻，地道里可以躲藏一二百人，那个地道至今还保留了一截。”据长汀县涂坊公社老苏区干部刘春荣于1976年7月的访谈回忆：1933年,福建省党代表大会在张家陂召开,到会代表300余人。中央代表有张闻天,省代表有张鼎丞、阙继明,长汀县代表有方方等。刘春荣时任宁化县中沙区委书记，作为宁化县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春水的讲述与刘春荣的回忆吻合。

现年91岁的张家陂村民林五哩老婆婆思维敏捷：“我的大伯母王伯娓住在长汀城西门口，她也是苏区妇女干部。伯母晚年听说我嫁到张家陂，每次见到我就问，‘张家陂的大樟树还是又高又大吗，‘头帮’红军时，我经常去那里开大会。张主席的哺娘（客家话为老婆）赖月华是区委书记，一个很能干的妇女领导干部。当年，赖月华住在村里郑马金玉的老屋。十月怀胎后临产，是我亲手为赖月华接生的。’伯母还记得，赖月华的女儿张招娣和我同年，都是1933年出生的。张招娣出生的那个房间，现在还是完完整整的......”老人兴致勃勃在前面带路，走进蒙尘数十年的老屋房间，打量四周的每个角落，时光瞬间凝固了。那呱呱坠地的阵阵婴啼，仿佛从遥远的时空隐隐传来。

裁缝匠抱来的童养媳

1933年6月12日，在中央领导主持召开的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省苏主席张鼎丞被错误地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撤消了主席职务。此后，他被调往中央机关工作。1934年8月，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面临战略转移，前途未卜的张鼎丞不得不对年幼的女儿做出安排。

家住桥头自然村陈屋的陈洪泉老人已95岁高龄，虽然听力有些减退，但记忆十分深刻：“我家原住在陈屋祠堂背后一座土木结构的老屋。我的父亲陈廷良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乡村裁缝，长年在乡下帮人家做衣服，赚点微薄的工钱。母亲修三嫂以务农为业。因为张家陂驻扎了省苏政府的领导机关，本村胡屋的胡显清在省苏担任裁判部长。经熟人介绍，母亲农闲时，就会挑些柴火或者自家种的蔬菜到那里卖。主力红军长征之前，有一天夜里，张主席夫妻由本地干部陪同，秘密来到我们家，说明了来意。听说张主席夫妻因为革命工作的原因，要把女儿送来家里抚养。尽管我已有两个姐姐。自家生活也很困难。但父母亲心想，不是遇到天大的难处，谁愿意把亲生骨肉送给别人呀。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

“后来听村里的老革命说，招娣妹到我们家是经过组织调查的，收养的家庭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生活条件也要过得去。母亲说，张主席夫妻来的时候，带来了招娣的生辰字书，还带了一块自林蓝布料。我们本地都有抱养童养媳的风俗，对外可以有说法。招娣来时不满2周岁，我比她大5岁。家里有四个孩子，米饭等细粮有限，自家孩子更多吃的是番薯、芋头等粗粮，招娣的饭粥必须先保证。这一点，父母亲绝对不含糊。过年做新衫，也是先给招娣做。有时，母亲会背着我们给招娣加小灶，做点干蒸肉、小肠汤什么的。那时候年小不懂事，我还觉得很委屈呢，常和招娣斗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招娣和我们一起长大，情同亲生兄妹。在我们家，她学会了种地砍柴、烧火做饭，样样都能拿得出。”

跟随“张主席”去祭祖

往事如昨，心潮难平。听说张招娣已不在人世，年近百岁的陈洪泉忽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许久之后，老人才接着回忆：“别人都说，当年收养招娣，我的父母亲是冒着生命风险的。一旦泄密，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我不知道父母亲当时什么心态，他们对招娣是发自内心的疼爱。招娣有一年出痘，脸上、身上长了很多脓疮，溃烂后发臭。母亲毫不嫌弃，每天用草药汤为她清洗消炎，直到痊愈。母亲爱她爱到骨子里，比亲生女儿还亲。其实，招娣的真实身世，我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知晓。那时，我已21岁，招娣16岁。张主席在福建省任主要领导，上级政府陆续派人来家里走动，来的人都是干部模样，具体身份不知道。”

“1952年，省里来人要把招娣接走，母亲哭得好伤心。招娣去福州后，母亲一下消瘦了很多。1953年清明节前，家里突然接到乡里的电话，让我下城去，在长汀县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县里派车把我载到永定县（今永定区），和张鼎丞主席（时任福建省省长）见面、吃饭。次日，张主席带着我到他的老家金砂乡，一起给张家的祖先扫墓。在张家的祖坟前，我也以后代的身份烧香跪拜。那年我25岁，之前，有听双方父母商量过我和招娣的婚姻大事。招娣去福州和父亲相聚后，不久回到师姑田，给我们全家带了礼物。我记得她给了我一双塑料凉鞋，那时是很稀罕的东西。招娣回福州工作后，又找到了意中人。之后，我们还是以兄妹相称，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和许多革命后代一样，张招娣经历了战争年代与父母无奈离散、由群众抚养的特殊经历，这成为她一生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而汀江岸边的苏区军民鱼水之情，又添了一段动人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