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血脉：中央红色交通线建立始末

图为中央红色交通线闽西交通中站、周恩来旧居：永定区合溪乡溪南村孟良公祠。

图为中央红色交通线闽西交通大站旧址：永定区金砂乡上金村（古木督）永昌楼。

图为闽西交通大站旧址：永定虎岗晏田祠。林添茂 摄

■ 赖立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设在形势异常复杂的上海。而各个革命根据地又分布在东南、两湖和西北等地的闭塞山区。打造地下交通线，建立党中央与苏维埃区域的秘密通道，成了当务之急。1930年10月，党中央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等地，最后到达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其实，这条交通线，由于各地反动势力的盘查和封锁程度不同，在进入广东汕头、福建闽西境内之后又分为多条路线，甚至还分陆上、水上交通线段，但总的方向是不变的。这条秘密交通线建立时间早，存续时间较长，从1928年直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一直畅通无阻，从没中断，这是一个伟大奇迹，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书写的一部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壮丽诗篇，被誉为“苏维埃血脉”。

构建“血脉”，开辟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通道

中央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苏区实际情况决定的。

国内形势的需要。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李维汉、任弼时等提出“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并于8月21日发出第三号《通告》，建立中央交通处，构建全国交通网。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通道。同年，中央决定成立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并开辟了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等三条交通线。

1929年5月，远在闽西的红四军没有电台无法及时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成为“断线风筝”。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苏区红军干部奇缺，军用枪械、急救药品严重不足等问题相当突出，苏区食盐、煤油、火柴等民生物资也相当匮乏，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党中央于1929年10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建起了电台，建立了中央与广东省委的电信联系。发给赣南、闽西红四军的电报，也由香港地下交通站派人送往大埔，再转闽西各地。这一过程一般需要10天左右。虽然比过去从上海至香港的航运快了一个月左右，但是，中央对红军的指示要通过香港电台辗转到闽西、赣南仍需一段时间。由此一来，在汕头、大埔、永定建立交通站，已成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29年12月去信广东省委：“建立各地交通处，与赣、粤、闽三省建立交通网”。

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9月共产国际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要调动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与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强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工作，中央决定开辟通往各苏维埃区域的交通线，并建立中央交通局专门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秘密交通线工作。

闽西工农通讯社的启示。1930年2月，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建立闽西交通机构，对外称“工农通讯社”。11月，改称“闽西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蔡义昌为主任。为此，中共闽西特委设立了五条交通线：第一条，从龙岩县经坎市到湖雷；第二条，从龙岩县城经铁山到江山；第三条，从龙岩县到上杭县；第四条，从龙岩县到漳平县；第五条，从龙岩县到南靖县。

永定位于闽西南汀江末段，地理位置独特。二十世纪初，韩江、汀江水运发达。韩江水运从广东潮州开始，途经大埔三河坝后，进入汀江，再从广东茶阳、青溪进入永定，是闽西苏区的南大门。为了解决闽西苏区的经济困难，巩固新生的闽西苏维埃政权，中共闽西特委特别在国统区大埔青溪建立了交通站，主要负责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的日用品和军用物资。

1930年6月，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毛泽东，在听取闽西特委领导人关于闽西交通线特别是青溪交通站（由闽西工农通讯社主管）发挥特殊作用的汇报后，称赞“交通线作用非凡”，并把交通线形象地比喻为“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同时，建议中央尽快把香港与闽西交通连接起来。

中央的决心和正确决策。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议列入“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并把军委交通总站和外交科合并成立中央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中央拨给交通局专用经费，体现中央建立交通线的最大决心，并强调联络地点必须做到“城市有店家、水上有船工、乡村有站点”。

闽西特委和广大军民的鼎力支持。中央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与闽西党、政、军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闽西特委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配合。

中共闽粤赣边特（省）委书记邓发，是我党隐蔽战线具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早于1928年就主持建立中共香港特科，1930年12月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后，领导闽西交通大站（对外仍称“闽西工农通讯社”），亲自选配物色交通员，并把自己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传授给每位交通员。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对中央红色交通线各交通站给予最大的支持。与交通大站负责人李沛群一道设计线路走向，布设交通站点，亲自挑选物色闽西境内各交通站交通员，并把工作最优秀的汀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赖兴银、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助发和叔父张善元等一批苏区干部推荐给闽西大站担任交通员。

永定县委书记萧向荣（新中国成立后授“中将”衔）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范乐春，都为交通线的建立倾注了心血。由于交通大站设在永定，作为辖区首长，对闽西交通大站承诺：如果需要地方干部调任做交通，将“毫不保留给予满足”。两人在任上多次指挥运送物资和参与接送领导。时任闽西红军第21军第3纵队纵队长的卢肇西，受红一军团政委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只身前往上海汇报建立连接闽西苏区与潮汕地区的交通线计划。

呵护“血脉”，用鲜血和生命浇筑生命线

中央红色交通线安全有序运行，得益于闽粤赣各级党组织和闽西、赣南苏区军民的同心合力。

确定秘密通道走向。这条线路大的方向是固定的，但站与站之间经常会有变化。比较固定的有五条：

第一条：上海—香港—汕头—潮州—三河坝—青溪—多宝坑—铁坑—伯公凹—桃坑—凤城—合溪—太拔—虎岗—大洋坝—溪口—白砂—旧县—南阳—涂坊—四都—荣坑—大杉岭—瑞金。

第二条：上海—香港—汕头—潮州—三河坝—青溪—多宝坑—铁坑—伯公凹—桃坑巫屋—金砂古木督—大水前—丰稔严坑—白砂—旧县—南阳—长汀—瑞金。

第三条：上海—香港—汕头—澄海—饶平黄岗—平和九峰—象湖山—湖雷—虎岗—上杭—长汀—瑞金。

第四条：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蕉岭—平远（经武平下坝）—江西寻乌—安远—会昌—瑞金。

第五条：上海—香港—厦门—漳州—龙岩—永定—上杭—长汀—瑞金。

第一条中，永定县城、虎岗被敌侵占后，永定到上杭境内的交通线路变为桃坑—古木督—半山—石塘里—雷袍山—张芬—太拔—茶地—白砂。

目标任务的确立和交通员选配。1930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筹划下，一条跨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数千里交通线建成。周恩来给李沛群站长布置了四项任务：一是把原设在永定虎岗的闽西交通大站搬到永定的边界上去；二是为了完成党中央决定的“从白区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的任务，一定要做好护送工作；三是要重点输入药品和军需物资；四是要从上海输送大的电台到苏区。

任务确定之后，就是选配交通员。选配交通员的条件极为苛刻。当时，周恩来给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定了几条选配原则：首先，党龄要长（起码要一年以上），政治上坚定可靠；其次，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灵活，枪法要准；第三，身体要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第四，要有一定的文化，记忆力要强，不能说梦话，能够快速识别陌生人。为了减少风险，当时许多文件、情报的传递是“无纸化”的，往往要求交通员将传送的文件全部背记下来。

闽西（永定）交通大站运行情况。1930年12月，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永定虎岗，闽西交通大站设在该乡虎西村晏田祠。虎岗沦陷后，大站搬到上杭溪口高寨坑和永定县城秋云楼一段时间，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大站站长李沛群把交通大站迁到更加安全的金砂古木督。随后，又组建永定合溪中站、广东青溪中站，由大站直接领导。同时指示中站建立永定城关站、桃坑站等。

“护脉要员”赖际发、刘禄长。赖际发，早年随南昌起义部队征战广东，熟悉闽粤交界地区的地形地貌。1931年，时任闽西红军第12军35师105团政委的赖际发接军委指示率部保护闽粤交通线，穿山林、过溪涧，住山寮、扎营寨，活跃在闽粤边界的红色交通线上。同时担任闽西大站武装护卫的刘禄长等成了出色的“护脉要员”。新中国成立后，赖际发担任共和国首任建材工业部部长，刘禄长成为开国少将。

声名远播的“四大交通”。李沛群、肖桂昌、熊志华、曾昌明都是中央专职交通员，政治军事素质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机智勇敢、身手不凡。主要负责由上海交通局至香港大站、汕头直属站、青溪交通中站等白区地段的护送任务，被誉为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

任中央交通局闽西(永定)交通大站主任(站长)的李沛群，是闽西交通大站首任站长。交通大站管辖广东青溪中站和福建合溪中站。被人称为“小广东”的肖桂昌，任职中央交通科，全程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中央苏区。作风顽强、头脑机警的熊志华，是闽西苏区成长起来的优秀交通员，他早期负责闽西苏区与福建省委的联系工作，因工作表现优秀调任中央交通局，任职交通局后被称为“优秀耳目”。“虎口交通站”——大埔交通站站长曾昌明，被交通员称为“虎口藏身之人”。

牢记主席教诲，革命信念不动摇。1932年春，交通线上的永定西溪物资储备仓库秘密储存了一批苏区急需的紧缺物资。根据交通大站指示，要永定县城交通站长张发春尽快把物资运送至江西。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挑夫，并叫身材高大的大哥张发泰化装成“土匪”帮办一起协助押运。到瑞金后，张发泰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诉说了做交通工作的艰辛和风险。毛泽东听后安慰并鼓励他：“同志，眼光要看远一点；要各尽所能；大家要共同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张发泰说，50年后，他还记得当年毛主席对他说的这四句话。

许多交通员都以毛主席的教诲当作工作动力。交通员工作一般都是夜间行动，爬山路是他们练就的基本功。当时，广东青溪是国民党统治区，从青溪中站到古木督大站来往一趟90多华里，交通员下午出发，当天晚上就得赶回古木督，但交通员们从不叫苦、从不懈怠。

“杀头不要紧，只要苏维埃”。许多交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艰苦的磨炼中，更加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敢于吃苦，不怕牺牲，赖德胜就是一位典型代表。赖德胜原是红12军的一位连长，学了一门舞狮技艺，身体强壮，有武功功底。被选配到交通线“入闽第一站”桃坑站担任站长后，出色地完成了接送周恩来等一批重要领导的艰巨任务。期间，他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要他供出交通线的秘密和革命同志的下落，但他顽强不屈，保守党的秘密。被营救出狱时已奄奄一息，全身尽是被火烫伤的烂皮烂肉。许多交通员（包括群众交通员）为了交通工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邹春仁、何细妹、郑启彬、赖义斋、张超、杨雄初、张善元等都因从事交通工作被敌人杀害。这些“护航员”把红色交通线看得比生命还重，真正践行了“头可断，红色交通不可摧”的庄严承诺。

融入“血脉”，为中央苏区输送养分

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大“血管”，源源不断的养分滋养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打破经济封锁，采购运送苏区紧缺物资。1933年，为了采购食盐等民生物资，稳定苏区经济，中央成立工农通讯总社和中华贸易公司，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为此，临时中央政府把任务交给了闽西交通大站。这一年，永定县城被广东军阀占领后，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即永定大站）便指派李永源同志在县城开了一间“源记号”商行，负责在白区套购物资。苏区需要什么物资，商行就大量购买、囤积，只留一点点出售以应付门面，而且把出售价格抬高，造成顾客稀少的假象，保证有充裕的物资能运往苏区。同时，还在城内争取了“万丰布庄”“裕兴祥京果店”等五家商行为我服务。这五家商行共为苏区采购了上千担的紧缺物资。后因泄密，这几个店家老板李永源、张荣喜、张利传、吴昌禄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运送黄金，上缴党中央经费。当年闽西、赣南苏区在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时，除了粮食、布匹留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外，黄金、白银、钞票要集中上缴中央，作为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经费，而提款、押款工作都由交通员来完成。1933年1月前，中央红色交通线先后提款并安全运送黄金10多斤及银元、纸币等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驻地。

采购电台，为中央红军安装“顺风耳”。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在中央苏区建立电台成了当务之急。采购修理枪械的五金器材和无线电台等通信器材，成为交通站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但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下，电台、电讯器材采购运送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交通局指示香港交通大站和闽西（永定）交通大站在香港购买电台零配件，送到赣南红军总部。活跃在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机智巧妙而又勇敢地把电台经水路、陆路一站接一站送到中央苏区。1932年中央苏区第一部电台终于在赣南架设。有了电台，红军如虎添翼，队伍不断壮大。

传送文件、情报，为中央苏区安设了“千里眼”。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是交通线另一项重要任务。自从建起了交通线，党中央就能及时掌握和了解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动态。苏区也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等地，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在梅县松源与朱德会合，随后返回闽西。交通线除了传送党中央文件、闽粤赣省委文件和中央印刷的一些宣传材料外，也把国统区国民党发行的《潮汕周报》等报刊输送到苏区，让苏区党政军领导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

护送周恩来、李德、聂荣臻等重要“贵客”。1931年4月、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周恩来等一批中央机关领导干部迅速转移，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

周恩来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一路奔波来到青溪中站。在交通中站站长卢伟良和桃坑站站长赖德胜的护送下，经铁坑、伯公凹、桃坑等站到达永定县城交通站秋云楼，然后经由西溪、半山、天丰到达永定县委、县苏机关驻地合溪，住孟良公祠。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一行风尘仆仆来到永定合溪，正值共青团永定县代表大会在外石塘孟良公祠召开，周恩来即兴在会上发表演讲，首先肯定了苏区青年做出的工作成绩，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并代表党中央对共青团性质作了科学阐述，鼓励全中国青少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是交通站接送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中共中央苏区局指示：“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他安全护送到中央苏区”。护送李德是交通站自建站以来遇到的一项最为艰巨、最为棘手的任务，“因为他个性强，不服从交通员安排，而且是一个金发蓝眼，又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但交通员克服困难，在护送过程中，在崎岖山路上采取“一推二拉三背”的办法，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护送任务。

聂荣臻是交通员护送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1930年，时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范乐春接到组织特别指示，要她骑马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亲自接送一位“要员”，这位“要员”就是聂荣臻。根据聂荣臻回忆，他来到永定苏区时，“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县委书记（笔者注：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来接我，我激动地说：我终于到家啦!”

这条交通线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先后护送了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等200多名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到苏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到1931年1月，中央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加强领导；第二次是从1931年2月至1932年底。第三次是1933年1月至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这些转移到苏区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指挥员和临时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

中央红色交通线，在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条交通线的运行，凝聚了交通员的智慧汗水、鲜血和生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永恒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