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的崇高风范

张鼎丞的崇高风范

抗战时期的张鼎丞（来源网络）

张鼎丞（中）到莆田通用机器厂视察。（来源网络）

■ 胡大新

1981年12月16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与世长辞。他的亲属遵照张鼎丞生前多次表示的心愿，先后两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此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王震、谭震林等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尊重张鼎丞的遗愿，采纳他亲属的建议。

张鼎丞的丧事从简，和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风范是完全一致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张鼎丞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奉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正廉洁。他的高风亮节，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仍然像战争年代那样，总是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标准来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他总是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他还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工作上追求高标准是高尚的，生活上追求高标准是庸俗的、低级的。”有一年冬天，他从家乡回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万千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1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

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张鼎丞家里没有购置过什么像样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的情况，本来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血压计，但他却给组织上写报告，经批准从外贸部按原价自费购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按照医生的嘱咐，他必须常服西洋参等贵重药品，他坚持按财政部的规定，全部自费购买。在他晚年，几乎一半的工资都花在药费上。除了日常生活的开销以外，他还要资助在福建的大女儿、侄儿和家乡亲戚，寄钱给回到上海的保姆以及有困难的老部下。闽西经常有人去找他，他总是热情帮助，招待吃饭，买好回程车票，甚至给些路费。这样一来，他的工资就所剩不多了。他几乎没有一件好的衣服，唯一较好的是一件接待外宾时穿的藏青色呢大衣，平时根本舍不得穿。他穿的衬衣补了又补，警卫员实在不忍心，有一天私下征得他夫人的同意，把自己的旧衬衣和他的破衬衣调换，再把破衬衣送去上缴。张鼎丞发现后，批评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破衬衣拿了回来。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都是公家配的，几十年从未换过。沙发破得露出了棉花，他嘱咐家里人补补再用。他逝世后，因为许多中央领导和老同志要前来吊唁，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收音机、轮椅是他自己掏钱买的。瘫痪后，他还能讲话，秘书向他夫人提出是否买架录音机，以便抢救回忆史料，但买不起，到后来靠几个儿女凑钱才买回来，可是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艰苦朴素”是张鼎丞给家人立下的家规。他经常教育子女：“你们生长在高干家庭，没有理由可以比别人特殊。要说特殊，那就是在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应当更严，在各方面都要起模范作用，如果‘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肯定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靠自己勤奋学习和工作，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他的儿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内衣和家里自制的布鞋，到了春节，才让保姆上街扯上几尺新布做新衣服。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小女儿张路宁上初中，学校离家只有一站路程，可是不到星期天，他绝对不让她回家住，也不许在家吃饭。张路宁在学校食堂吃不饱，饿得实在不行，曾几次跑回家弄点东西吃。张鼎丞批评路宁：“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并且告诫儿女们：“将来你们别想得到我一分钱的财产，你们能继承的只有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事业！”

1964年，张鼎丞因病住院，在外地上学的女儿赶回北京看望他。他对女儿说：“我的病有大夫给我治疗，你不应该耽误学业，赶快回校去吧！”他的大女儿张延忠考上工科大学后，在学校入党，转正时，他给延忠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信中指出她的缺点，希望她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延忠大学毕业时，张鼎丞特地给校长、系主任写信，还找她的党小组长谈话，说明“张延忠同志思想上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的”，要组织上好好帮助她。父亲的话使延忠终生难忘。她常常提醒自己：记住爸爸的话，做一个不仅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够标准的共产党员。

1974年，张延忠和爱人王兴都在江西的一个农场工作。王兴的母亲李培之（王若飞夫人）被“四人帮”关进监狱多年，身体很差。她只有王兴这个独子。王兴打算申请调回北京。张鼎丞知道后，对王兴说：“当年我母亲和我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后来她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被放出来，身染重病，可是形势发展很快，我们部队要马上集中北上抗日。我顾不得看她就奔赴抗日前线了。后来老人家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我相信她不会怪罪我。”张鼎丞用亲身经历开导王兴夫妇，希望他们不要回北京。当时他们对此很不理解，后来才慢慢地理解了：爸爸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是真正爱护我们的。

在张鼎丞的熏陶教育下，他的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自己父亲的身份作炫耀，而是勤奋工作，默默奉献。他的大女儿张招娣，是他的前妻赖月华所生。赖月华为革命牺牲后，张招娣由革命群众抚养长大，解放后才回到他身边。他送她上了小学后，鼓励她到北大荒支边。后来她为照顾养母回到福建，在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干到退休，以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张鼎丞的女儿。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长年累月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难得回家团聚。张鼎丞逝世前两年，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在家养病，却从不让儿女们请假陪伴他。病重时，张鼎丞的一个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看望他。他清醒过来后，大为生气，叫儿子立即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们去好好工作我就高兴！”

在物质生活方面，张鼎丞对自己和家人很“苛刻”，而对其他同志却重视革命情谊，从不吝惜钱财。同志们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帮助。过去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尽管离开的时间很久了，当他知道他们有病时，总要写信去问候，鼓励他们同疾病作斗争，对经济上有困难的还经常给予接济。60年代曾在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家里遭了灾，生活十分困难，他听说后，立刻寄200元给这位同志。他家的老保姆患肿瘤要开刀，没钱付住院费，他又资助几百元钱。当这位远在上海、无儿无女的老太太年迈体衰不能工作时，他每月给她寄生活费，直到他逝世。

张鼎丞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而绝不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

张鼎丞在家乡的房子于1928年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时被国民党军队烧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多次要求重建，他都没有同意。

1964年8月，永定暴动纪念馆的负责同志写信给在厦门工作的张鼎丞的侄儿张定安，告知准备重建张鼎丞的房子作为纪念室。张定安将原信转给张鼎丞。9月27日，张鼎丞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定安，信中说：“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过去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表示不同意。在旧社会里，做了官，就要在家乡买田置产，大兴土木，筑楼建房，修祠堂立碑石，所谓荣宗耀祖。我们搞革命的，绝不能这样做。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绝不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农村的情况虽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摆脱贫穷，大多数人的住房是拥挤的、简陋的，如果现在把我过去住的房子重建起来，会有什么影响呢？”“需要作为纪念的话，现在这个样子，立一个说明牌，说明原来的样子，和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就很能起到纪念的作用。你可以按我的意见答复他们。”信中还说：“我希望你写信回家乡时，多宣传党的政策，遵照毛主席指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金砂人民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真正当得起老革命地区的称号。”

家乡人民遵从张鼎丞的意见，至今没有重建他的故居。张鼎丞生前两袖清风，身后片瓦没留。